俞雷霖,凌明,王振华,赵艺凡:高校非学历教育适配产业体系的态势、困境与路径
上海高校非学历教育在供给侧与产业需求的精准适配、产教协同的深度融合等方面,需要以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差异化供给格局,以产教融合基地与课证融通机制打破教育培训壁垒,以考核改革与专项基金完善激励保障,形成“精准供给—双向赋能—政策保障”三位一体的适配体系。
高校非学历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产教融合的关键纽带及社会服务的重要承载,其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直接影响产业升级的质效。近年来,在政策规范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上海高校非学历教育逐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立足“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升级需求,上海高校非学历教育仍存在部分结构性优化节点,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适配水平仍需持续深化。基于此,本研究以上海实践为样本,审视高校非学历教育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态势,剖析其与产业体系适配的困境,探索提升产业适配度的制度突破路径,以期为高校非学历教育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高校非学历教育对接产业体系的转型态势
上海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先行区,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核心赛道的技术突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高校非学历教育作为承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衔接科教资源与产业需求的核心载体,其办学逻辑正在发生转向。
一是面向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服务转向。高校非学历教育的价值定位是其发展的逻辑起点。近年来,上海高校将非学历教育嵌入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大局,各高校依托自身学科专业优势,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生源结构上呈现出向“职场高阶培训”集中的趋势。非学历教育的对象从泛化的社会学习者,逐步聚焦于产业一线的技术骨干与管理人才,培训内容亦从知识普及型课程转向与产业升级紧密相关的专业能力提升项目。这一转向表明,高校非学历教育正逐步从教育系统的边缘地带走出,成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响应者。
二是产教融合驱动下的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培训模式的变革是高校非学历教育转型的核心标识。传统非学历教育的教学模式多以高校单方主导,课程设置依据学科逻辑而非产业逻辑,企业参与往往止于“委托—承接”的单向关系。当前,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培训方案制定与课程开发,正成为新的实践趋向。一方面,企业深度介入培训全过程,人才需求信号渗透到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实训等各个环节,均推动培训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尝试将企业真实项目和技术难题引入培训课堂,形成“做中学、训中研”的教学模式,突破了过去脱离生产情境的讲授式培训。
三是政策体系完善与服务平台的统筹功能。高校非学历教育的转型离不开外部制度的有效供给。上海市高校继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区域层面开始以专门化机构统筹推进高校非学历教育发展。该中心成立以来,系统开展产业政策梳理与培训需求研判,编制《上海市产业政策参考汇编》等指导性文件,为高校开发职工继续教育项目提供政策依据与产业引导。
高校非学历教育与产业适配的结构性困境
2024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高校非学历教育年培训项目近万项,学员总量近百万人次。其中,专业技术培训占比近三成,企业定制培训占比超一成,职工技能培训占比则相对偏低,培训供给与产业一线技能需求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优化空间。
一是供给体系适配产业的精准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高校非学历教育的供给结构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失衡维度。其一,课程开发多沿袭学科逻辑而非产业逻辑。多数高校的培训项目以现有学科资源为出发点,缺乏对产业前沿技术的动态追踪,课程更新周期普遍较长,难以适配新兴技术的迭代速度。知识供给滞后于产业变革,成为制约适配度的首要瓶颈。其二,高校层级间存在明显的供给分化。上海高校非学历教育办学呈现“头部引领、层级分明”的格局,学术研究型高校学员人数在全市高校占比超过63%。“双一流”高校侧重高端研修但实操训练相对薄弱,地方高校虽强化技能培训但前沿技术课程储备不足且品牌影响力有限。不同类型高校的供给能力与产业多层次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错位,尚需构建分层衔接、优势互补的供给生态。
二是产教协同育人机制融合程度不够。校企合作的深度直接影响培训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契合水平。当前,多数合作仍停留在“企业提需求、高校做培训”的浅层模式,合作形式较为单一。从师资结构看,高校校内教师占比约三分之二,企业专家深度参与教学的比例偏低,导致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从资源整合看,课程体系共建、实训基地共设等深层次合作机制尚未普遍建立,产业链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难以系统转化为培训内容。高校内部的实践基地等教育资源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亦未实现有效共享。整体而言,“产业出题—高校解题—成果落地”的闭环尚未贯通,产教融合停留于环节性对接层面,而尚未实现系统性互嵌。
三是办学激励与政策保障体系存在缺位。高校非学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有效的内部激励。一方面,多数高校未将非学历教育纳入院系考核的核心指标体系,教师参与培训的工作量认定标准模糊,在职称评聘中亦缺乏明确的权重体现。另一方面,教师参与非学历教育的内生动力不足,培训质量提升缺乏微观主体支撑。同时,外部激励同样存在缺位,政府对战略产业定制化培训的专项补贴力度有限,企业参与培训的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多方参与的激励相容格局尚未形成。
四是新型高职非学历教育办学体制机制仍需健全。五年制新型高职作为中职与高职贯通培养的特殊办学类型,在技能培训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其非学历教育发展面临一些体制性挑战。这类院校的主管权限归属区政府,而属地政府在非学历教育的政策供给上存在空白地带,院校开展培训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与方向指引。体制机制的堵塞,使这类院校的培训潜力难以释放,形成了高校非学历教育体系中一个结构性的制度盲区。
高校非学历教育产业适配度提升的路径
当前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速升级,对高校非学历教育的供给模式、协同机制与保障体系提出了系统性变革要求。唯有制度性突破才能化解供需错配矛盾,推动高校非学历教育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形成与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以评价标准引导分类精准化供给。破解供给结构失衡,关键在于打破学科本位的项目生成逻辑,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高校分类为基础的分层供给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产业人才需求动态监测与发布制度,持续跟踪重点产业政策与岗位能力标准,为高校非学历项目开发提供精准的需求信号。其次,构建上海非学历教育分类评价体系,将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作为核心评价维度,以评价导向牵引高校调整供给方向。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分类定位清晰、优势互补的差异化供给格局:研究型高校应聚焦产业发展前沿理论与核心技术,开展高层次创新人才培训;应用型高校应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实践能力建设;技能型高校应深耕各类技能培训,夯实产业人才基础。
二是打破教培壁垒,推动培训与高校发展双向赋能。解决产教融合表浅问题,需要突破“企业提需求、高校做培训”的单向对接模式,走向资源互通、过程共构的深度协同。这要求构建政企校三方协同的平台载体,打破教育培训与产业实践之间的壁垒。其一,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市级产教融合培训基地建设。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领域,依托高校设立职后培训平台,由政企校三方共同投入资源,重点承担产业人才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形成长效化合作载体。其二,深化课程层面的产教融合。推动校企联合开发模块化培训课程,将产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发挥微专业、微课程快速响应产业变化的优势,探索“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使培训成果直接对接行业认证标准。其三,打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资源壁垒。推进高校内部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基地等教育资源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间的共享,扩大学分互认范围,依托学分银行和资历框架建设,实现学习成果的积累与转换,为学习者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
三是强化政策保障,完善激励体系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供给优化与模式创新能否持续,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参与激励。具体来说,内部激励方面,应将非学历教育服务产业的贡献纳入高校整体考核体系,改变其边缘化地位。尤其在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调整的背景下,教师的社会服务贡献可成为学科专业调整的重要考量维度,增强院系和教师参与的内在动力。外部支持方面,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如设立市级非学历教育专项基金,对高校面向战略产业开展的定制化培训给予经费补贴,降低高校的办学成本压力。同时,完善企业参与培训的税收优惠、人才认定等配套政策,激发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俞雷霖,副教授;凌明,助理研究员;王振华,讲师;赵艺凡,助理研究员。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市高校继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来源丨《在线学习》杂志2026年8月刊(总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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