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旭光：功夫不能只下在抢生源上——学历继续教育亟须回归育人本位

　　学历继续教育正处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治理的关键期。教育部近年持续释放规范与引导信号：一方面从严控制校外教学点设置条件，对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管理混乱的高校按规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止招生；另一方面推动高校面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以及民生紧缺领域优化专业布局。但市场层面的逐利惯性仍未有效遏制，虚假宣传“无需考试”“保过录取”“全程托管”时有出现，一些无资质中介和违规机构深度介入招生与教务，个别高校的学历继续教育被质疑异化为“文凭发放通道”。在规范信号与逐利惯性的拉扯中，继续教育容易滑向把招生当作办学全部的误区。事实上，问题不是要不要招生，而是不能以招生代替培养。学历继续教育的功夫究竟应当下在哪里，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

　　一、重招生轻教学的路径依赖必须打破

　　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生源争夺，是学历继续教育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是当前诸多乱象的深层症结。重招生轻教学、重创收轻培养等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并非办学者不熟悉教育规律，而在于一套扭曲的激励结构持续发挥作用。部分高校将学历继续教育视为“创收来源”，把招生规模等同于办学收益，把教学环节视为可以压缩甚至外包的成本项。一些中介机构则填补了这种治理真空，它们为高校输送生源，替高校处理教务，使得线上课时、线下考勤、期末考试、毕业论文等环节存在被替代、被外包的空间，形成一条事实上的教务外包链条。在这条链条上，招生环节的投入不断强化，培养环节的投入持续弱化；生源数字越做越大，教育含量越摊越薄。当一所高校的继续教育依靠中介外包教务来运转，它事实上弱化了办学的核心职能，容易退化为文凭发放通道。

　　这种格局的形成，既有历史惯性，也有现实诱因。学历继续教育脱胎于补偿教育，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承担着为高等教育机会缺失群体提供学历补偿的功能，规模扩张本身具有历史贡献。但时代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历继续教育若仍沿着规模驱动的旧轨道滑行，以同质化专业设置争夺有限生源，以降低培养标准换取招生竞争力，便是在用昨天的逻辑办今天的教育。更值得警惕的是，功夫只下在招生上的做法正在从内部侵蚀继续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在一些违规招生宣传中，付费获证被包装成捷径；若任其蔓延，那些真正挤时间上课、沉下心备考的学习者，其努力便被廉价文凭所稀释；继续教育学历在考公、考编、职称评定中的公信力，也在一次次被曝光的“文凭批发”中被侵蚀。以争夺方式获取的生源，最终透支的是整个制度的信用基础。

　　二、真功夫要下在培养关键环节上

　　功夫不能只下在抢生源上，那该下在哪里？答案不在于政策文本的反复重申，而在于继续教育应当认真回答却长期回避的根本问题：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首先，下在培养目标的重新校准上。长期以来，不少高校学历继续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不同程度存在照搬全日制教育模式、进行“压缩式移植”的问题。但成人学习者的处境与全日制学生根本不同：他们多数为在职学习者，往往有较明确的职业发展诉求，面临的是技术迭代和岗位转型带来的真实压力。把全日制课程压缩后搬给成人学生，既难以回应其实际需要，也难以回答为何需要修习这些内容。《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和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6〕8号）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继续教育的专业布局应当从以既有师资条件决定专业设置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和学习者能力缺口为导向。说到底，培养目标校准了，招生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不是依靠虚假的包过承诺，而是依靠学习成果具有实际效用的说服力。

　　其次，下在教学过程的实质性回归上。继续教育的质量危机，核心不在于考试难度不够高，而在于教学过程被系统性地悬置。当线上课时、线下考勤、期末考试、毕业论文等环节都可能被替代或被外包，质量便失去了制度载体。教育部的要求指向很清楚，课程教学、实验实训、考勤、作业、考核、毕业论文等环节，不能停留在文件上，必须落到办学过程中。当然，要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办学实践，需要高校在治理层面作出实质性投入，比如：把继续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整体规划，而非简单下放给继续教育学院、缺乏校级统筹；建立“招生—教学—评价”全链条质量保障，而非将教学管理外包给以逐利为主要驱动力的机构；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追溯、可验证，而非让技术沦为刷课的便利工具。据公开报道，青岛大学的实践表明，严控规模、提升内涵、建立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不仅没有使继续教育办不下去，反而为办学品牌和社会认可度提供了可持续支撑。

　　三、守住招生底线，更要校准功能定位

　　强调培养质量，绝不意味着招生管理可以放松。恰恰相反，规范招生正是回归育人本位的前提条件。严禁虚假宣传、严禁委托无资质机构代理招生、严禁有偿招生和买卖生源，这些红线之所以必须守住，不是因为招生本身不重要，而是因为招生的意义在于把合适的学习者引向有意义的学习过程，而非将尽可能多的学习者纳入一个标准缩水的文凭生产流程。招生是入口，培养才是全程。如入口把关不严、教学过程空心化，出口文凭就难以避免贬值。唯有使招生摆脱争夺逻辑，方能回归选择逻辑——选择那些真正有学习需求的人，也让他们能够看到这张文凭背后有真实的教学、真实的要求、真实的成长。

　　规范招生解决的是“入口不乱”，这是底线。继续教育要真正走出低水平竞争，还需要在功能定位上重新校准，这是方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列为教育强国建设“八大体系”之一，这意味着在政策定位上继续教育不再是一个边缘性的补充板块，而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据人社部等方面公开数据，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在两千万以上，技能劳动者岗位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对在职劳动者知识更新的需求正加速释放。如果继续教育仍将主要精力置于抢生源、发文凭的怪圈之中，便可能错过自身重要的历史机会，难以从学历补偿的供给者转变为能力更新的支撑者，难以从高校创收的“钱袋子”转变为服务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战略支点。当继续教育真正能够帮助产业工人掌握智能装备操作，帮助基层护理员获得老年照护的专业资质，帮助退役军人补足职业转型所需的知识储备，生源便不再依赖于争夺，真实需求将自然形成有效供给的牵引。

　　学历继续教育办的是教育，不是生意。

　　商业活动可以以获取客户为中心，教育活动则必须以育人为中心。当一所高校的继续教育把主要精力放在抢生源上，它或许能在短期内收获可观的招生规模，但同时也在制造一种更深层的“亏损”：学习者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却没有获得真实的能力增量，用人单位拿到一纸证书却难以据此判断持证者的实际能力水平，国家投入了制度资源却没有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这种“亏损”不会立刻显现在财务报表上，却会沉淀为结构性的信任赤字，需要多年才能修复。把功夫从抢生源转向育人才，把评价尺度从招生规模转向学习者的能力获得，把办学逻辑从“谁获取的生源规模更大”转向“谁培养的人真正有用”。这既是对政策要求的回应，更是继续教育对自身时代责任的认领。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厦，不可能建立在缺乏质量根基的文凭交易之上。功夫下在何处，决定这座大厦能达到何种高度、能否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