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远,张岩:“十五五”时期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四维框架与推进路径
【摘要】“十五五”时期,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已成为建设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战略重点。然而,战略目标的实现仍受制于四重结构性矛盾:学习成果互认缺乏统一标准;部门条块分割导致治理衔接断层;优质资源供给分布失衡且匹配度不足;高质量教育语料库建设滞后,制约了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个性化服务的深度应用。立足中国实践构建“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维分析框架,以破解四重困境:制度上完善资历框架、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体系;治理上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格局;资源上建立多主体共建共享、有效适配全生命周期需求的服务体系;技术上以标准化文本驱动“AI+终身学习”大模型实现个性化服务。四维路径并非孤立施策,而是通过制度贯通、治理协同、资源适配与技术赋能形成整体性解决方案,其根本要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为总体目标,推动终身学习从“个体选择”向“社会公共责任”的本质跃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系统化的中国实践路径。
【关键词】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学习成果认证;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
【作者简介】张伟远,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教授,重庆开放大学(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智慧教育研究院首席专家。
一、问题提出:终身学习如何成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
终身学习从理念倡导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公共服务,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然而,当政策文本普遍将终身学习列为战略优先时,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回答:终身学习如何真正转化为覆盖全生命周期、惠及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这一转化并非单一维度的行政驱动,而是一场涉及制度重构、治理转型、资源优化与技术革新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起点、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等多重维度加以审视。
(一)制度起点与核心命题
建设教育强国,既需要以制度创新夯实终身教育体系根基,也需以价值重构回应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全面发展诉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第十七条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为标题,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作出专项部署。政策文本涵盖五项内容:其一,加强学习型社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资源汇聚共享;其二,完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加快学分银行建设;其三,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建好国家老年大学、国家数字大学;其四,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聚焦学习者需求开发资源、开展培训;其五,完善继续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教育等制度保障。
这一政策指引推动终身学习从“理念倡导”走向植根于中国实际的制度建构,具有重要的范式转换意义。2026年6月,在教育部召开的“数智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部长怀进鹏强调,面向“十五五”,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已进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要围绕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优化终身教育资源供给、重塑服务形态、完善服务网络、做实评价机制。
从全球视野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5年发布的《促进人类繁荣的教育:概念框架》中明确提出,教育应超越人力资本范式,以人的能动性、意义感、伦理责任与社会贡献为根本取向。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ICDE)在《2025—2028年战略规划》中正式提出“全纳、可扩展且可持续教育”作为开放大学未来的发展目标与使命愿景,学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融”理念,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第四个使命愿景。开放大学发展的全纳、全融、可扩展、可持续四大新使命,为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提供了借鉴。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终身学习公共服务须覆盖全学段、贯穿全场景、服务全生命周期,成为个体从幼儿到老年、从校园到虚拟社群、从职业发展到自我实现的有力支撑。
(二)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困境
终身学习作为教育理念已被广泛接受,但从理念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转化,仍受制于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重系统性困境。OECD《教育政策展望2025》指出,终身学习虽已成为各国战略优先事项,但其进展在不同生命阶段与学习形式间仍不均衡,制度响应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制度性困境在于学习成果跨类型、跨机构、跨地区互认缺乏统一标准,全国性制度框架尚未形成。
资历框架、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三者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闭环,不同教育类型间的学习成果难以实现等效认定与有序流动。治理性困境表现为政府多部门条块分割,“谁牵头、谁出资、谁受益、谁担责”的协同难题悬而未决。终身学习涉及教育、人社、财政、民政等多部门,职责边界模糊、协调机制缺位,导致资源重复投入与服务供给碎片化。
资源性困境表现在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分布失衡,农村和偏远地区供给不足,供需匹配精度不够;面向残障人士、低技能劳动者等特殊群体的适配资源稀缺,“隐性排斥”在教育资源配置中持续存在。技术性困境则体现为通用大模型繁荣与终身学习垂类大模型建设应用滞后的结构性矛盾。以DeepSeek、文心一言、通义千问、Kimi、ChatGPT等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在泛化任务中已展现出卓越性能,然而,面向高复杂度的终身学习领域垂直场景时,因缺乏高质量语料,这些模型仍处于探索与发展的初级阶段。
终身学习涉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非学历培训等多元场景,终身学习领域高质量语料大多分散于各类机构的业务系统和纸质档案之中,具有鲜明的场景性、实践性和动态性特征,尚未经过系统化采集、清洗、标注与整合,难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需求,通用大模型能力边界与场景适配均存在明显差距。以上四重困境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共同构成制约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系统性障碍,亟须在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个维度同步发力、协同破解。
(三)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维分析框架,制度维度聚焦资历框架、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如何破解学习成果互认难题;治理维度主要审视政府主导下教育机构、行业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逻辑,回应跨主体协同乏力与权责边界模糊的治理困境;资源维度关注学习资源如何实现高质量开发、共建共享、均衡配置与有效覆盖;技术维度审视数智技术如何重塑服务形态与供给模式,通过算法驱动精准识别与动态适配,在覆盖大规模人群的同时实现个性化服务。四维框架的逻辑关联在于:制度提供规则基础,治理提供运行保障,资源提供物质支撑,技术提供实现手段,四者一体统筹、协同发力,构成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完整支撑体系。
(四)四维框架的战略指向
当前,我国正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十五五”规划将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置于教育强国战略框架下,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终身学习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知识生产与获取方式,技能更新周期持续缩短。OECD在2025年发布的报告中对主导教育政策数十年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三重批判:人力资本理论所依托的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代价过高,如财富鸿沟扩大、社会分裂加剧以及全球变暖趋势表明部分区域将不适宜居住;人力资本理论加剧教育遴选功能,催生了分裂的优绩主义;教育在应对新型社会危机时显得乏力,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生活缺乏意义感与获得感。
报告提出,人类繁荣并非短暂的主观快乐,而是人通过一生实现的、合乎德性的潜能充分发展,涵盖幸福、价值、友谊与成就。UNESCO自2015年以来持续倡导“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强调教育的人文主义精神、集体利益属性与多元价值。2020年,UNESCO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的《拥抱终身学习文化》报告明确提出“将终身学习确立为公共产品”和“承认终身学习是一项新的人权”。这些属性要求终身学习从个体选择转化为公共责任,从分散供给转化为系统治理。
终身学习公共服务面临的是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重困境相互叠加的系统性挑战。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以制度为基石、治理为保障、资源为支撑、技术为手段,四维协同推进。以下分别从制度、治理、资源、技术四个层面,逐次展开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路径分析。
二、制度基石:构建各类学习成果互认的“立交桥”
终身学习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在于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提供可操作、可互认、可持续的规则体系。跨类型、跨机构、跨地区的学习成果认证与互认能否从制度设计走向落地运行,取决于是否建立了统一、权威、贯通的标准与规则。我国在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进程中,依托全国各地30余家学分银行的创新实践,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下从资历框架、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协同,以及继续教育与自学考试的制度化纳入等五个层面,逐次探讨制度作为基石的实施路径。
(一)资历框架:学习成果统一量度的基础标准
资历框架是终身学习制度运行的“标准尺”,为各级各类学习成果提供统一的等级参照基准。我国资历框架先行先试的地方实践,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技能、能力四个维度的基本架构,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资历框架的知识、技能、能力基准与欧洲资历框架等国际体系实现对接,以支撑跨境学习成果互认。
近年来,OECD与UNESCO积极推动终身学习理念从侧重经济产出的“人力资本”模式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类繁荣”范式。该理念要求资历认证除证明职业技能外,还应承认个体的自主性、伦理推理能力、跨文化理解力、社会责任感及个人福祉等人文维度,使资历框架成为支持个体成长与集体繁荣的包容性工具。我国终身学习资历框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首要维度,与OECD、UNESCO将人文维度纳入资历认证的思路相通,但内涵更具本土指向性,“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紧密关联。
基于资历框架这一上位参照系,我国学界已初步构建了学历与非学历两大教育体系的资历对照表。在该框架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从初级工到特级技师依次对应初中至博士阶段;基于行业资历等级标准的企业培训证书可依据能力单元直接比照。202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打破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壁垒、贯通产业工人横向成长通道。上述研究表明,基于资历框架的资历比照制度正成为打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壁垒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学分银行:从技术工具到协作生态的范式转型
学分银行是终身学习制度运行中的核心枢纽,承担着学习成果存储、积累、互认与转换的关键职能,而要确保这一职能顺畅运转,应依托统一、权威且透明的资历标准,并以资历名册作为权威的运行载体。依据资历框架统一等级标准,资历名册是对经认证的各类资历进行系统梳理、归类与呈现,使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资历在等级上相互衔接,借助数智技术大模型,为学习者学业进阶、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路径规划提供清晰参照。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审视,资历名册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三重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便捷获取资历信息)、验证成本(降低资历真伪鉴别难度)与匹配成本(实现“资历—岗位”的适配对接)。纵观国际实践,各国普遍通过专项立法或跨部门协同政策,明确资历名册的准入范围、管理主体与公开规则。全球已有161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资历名册,促进职业资历与学历资历的融通互认。
资历名册为学分银行建设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参照基准,使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得以公平、准确地进行等值比对,从而让学分互认与转换建立在客观、科学的依据之上。同时,资历名册中明确标注的学分值与学习量要求,为学分积累与转换提供了量化依据;而资历名册对非正规与非正式学习成果的开放纳入机制,拓展了学分银行的认证边界,使大量“非学历”资历进入存储与转换的制度通道。进一步而言,资历名册提供的透明资历信息与清晰学习进阶路径,使学分银行的服务从“被动存储”跃升为“主动导航”。
学习者可依据名册中的资历关系图谱与职业发展路径,在学分银行中有序规划个人的终身学习与职业进阶。从治理效能看,资历名册的强制纳入或质量保障机制,也为学分银行提供了前置性的质量控制关口,确保进入流通环节的学习成果具备基本的社会认可度,从而降低学分银行运行中的制度风险与信息不对称。建设资历名册是学分银行推动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建体系、定标准”迈向“促互认、促运行”的关键支撑。
(三)学习成果认证制度:覆盖多元化学习场景的认定规则
学习成果认证是终身学习制度运行的“质量阀”,保障各类学习成果互认转换中实质等效是其关键。我国在学分银行建设实践中,已形成以资历框架为上位标准(也称为母标准)、以行业能力标准(也称为行业资历等级标准)为下位标准(也称为子标准)的认证体系,行业能力标准为先前学习成果(如工作经验、技能竞赛、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等)认证的质量保障提供了统一的成效要求,通过成效为本的评价机制,将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纳入资历认证范围。
肯尼亚全数字化新型开放大学(OUK),将资历框架下的先前学习成果认证(RPL)作为主要入学方式,将学习者在工作中获得的资历纳入入学资格审核,首批学生中21%的录取者即通过RPL途径入学,有力证明了RPL作为教育公平工具的实际效能。
在AI驱动学习生态变革的背景下,UNESCO(2024)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和《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明确将“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和“AI伦理”列为核心能力维度,其中“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强调培养学生对AI的适用性、人类与AI互动方式的批判性思维,以及构建安全、包容、公正的AI社会的责任意识。这些内容印证了学习成果认证体系需扩展至AI时代新素养的方向。同时,OECD人类繁荣框架提出的五大素养(适应性解决问题、伦理判断力、理解世界、欣赏世界、行动于世)也为这一扩展提供了可参照的维度。
(四)“三位一体”的制度协同
资历框架、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资历框架确立“认证什么”的标准依据,学分银行解决“如何转换”的运行机制,学习成果认证保障“转换结果”的实质等效。三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与ICDE提出的“全融教育”理念深度契合,全融教育以边界消解与系统整合为核心导向,致力于打破各类教育形态、教育机构、教育技术以及教育主体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与隔阂。在制度层面,全融教育的核心抓手正是资历框架与学习成果认证机制,资历框架标准为不同类型教育提供了统一的等级描述和能力基准,学习成果认证则将个体在各类情境中获得的学习成果纳入资历认证体系。
(五)继续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教育的制度化纳入
“十五五”规划要求“完善继续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教育等制度保障”,其核心在于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与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应基于资历框架标准,进一步完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体系的资历对照表,使继续教育的学习成果能够获得公正评价与广泛认可。自学考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应从单一的学历补偿工具升级为覆盖多元化学习成果认证的制度化通道,自学考试需制定资历框架下的自考分框架、完善学习成果认证机制、建立自考学分银行数智化平台,并与国家和地方学分银行数据互通,以实现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及其他类型教育的衔接和互认。非学历教育长期面临“重学历、轻非学历”的制度偏见,应加快制定非学历教育的质量标准与认证规则,依托资历框架的等级标准,通过先前学习成果认证机制纳入统一体系。
三、治理重构:多元协同与制度保障的系统整合
(一)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方投入机制
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不能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供给,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UNESCO“教育作为共同利益”理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理框架:教育应被视为社会共同责任,其生产与享用都需以协同治理为前提。OECD“教育促进人类繁荣”框架亦强调,教育系统变革需要领导者、教师、社区、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治理机制创新上,应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破解“谁牵头、谁出资、谁受益、谁担责”的协同难题。明确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等各方职责,建立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社会捐赠等多元投入渠道,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二)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放大学的协同联动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聚焦学习者需求开发资源、开展培训”。三类机构需基于各自的类型属性协同联动:普通高校侧重提供高层次继续教育和学术资源;职业学校聚焦技能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开放大学则发挥系统办学、灵活弹性、技术支撑、泛在可及的优势,面向全民提供普惠性与可及性的终身学习服务。面向“十五五”,应进一步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三类机构在课程开发、师资共享、资源共建、学分互认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并联合国家学分银行和地方学分银行,共同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准、资历名册为纽带的学习成果认证协同机制,促进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资源互通与质量共治。
(三)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青年夜校的分类供给
终身学习公共服务需有效回应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OECD“人类繁荣”框架将“全生命周期的繁荣发展”作为核心关切,《教育政策展望2025》将“即将退休”阶段确定为终身学习的“关键期”之一,指出在这一阶段重新定义学习的价值,有助于延长工作寿命,支持退休后的平稳过渡。老年教育还应积极关注老年人社会参与、健康养护与精神文化需求,课程设置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帮助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
社区教育则面向居民日常文化生活与技能提升,重在贴近基层、灵活多样,满足属地化、非正规的学习需求。青年夜校顺应年轻群体利用晚间时段进行职业拓展与兴趣培养的趋势,课程设置灵活紧凑,强调实用性与互动性。三类教育在目标群体、学习时段、内容侧重和组织形式上各有特点,需在供给模式上分类施策、错位互补,以更好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终身学习需求。
(四)制度保障的法治化与长效化
制度保障的完善最终需要走向法治化。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加快国家层面终身学习立法,明确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的权责义务,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在法律框架下,应构建覆盖宗旨与原则、政府统筹职责、社会协同机制、公民权利保障、经费与师资保障、督导评估及法律责任等核心条款的制度体系。同时,建立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质量监测与评估机制,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
四、资源优化:高质量供给与精准化配置的系统工程
(一)学习资源的分层分类开发
学习型社会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推动资源汇聚共享,而资源汇聚的前提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资源开发。“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学习型社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资源汇聚共享”。这要求学习资源的开发须覆盖全类型、全场景、全人群。依据资历框架的等级标准,建立分层分类的资源开发体系:基础层资源对接通识素养,满足全民基本学习需求;提升层资源对接行业能力标准与职业进阶路径,服务技能提升与岗位转型;拓展层资源对接人文素养、伦理推理与社会参与等人类繁荣维度,回应个体全面发展需求。建立资源分级审核与动态更新机制,按照资历名册质量保障要求和资历数据规范开发学习资源,保障学习资源与能力标准同步。
(二)资源汇聚共享平台建设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作为资源汇聚的核心枢纽,应进一步完善资源分类、检索、推荐、评价等功能,实现优质资源的高效汇聚与便捷获取。在平台架构上,应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资源服务体系,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覆盖城乡的资源服务网络。建立资源准入要求、质量评估标准和更新迭代机制,加快资源汇聚,确保平台资源的数量、质量、时效性与有效性。推动优质学习资源向低技能人员、边远地区和脱贫地区倾斜配置,缩小区域间资源差距。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资源开发与供给,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资源建设格局。
(三)面向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分类供给
OECD“人类繁荣”框架将“全生命周期的繁荣发展”作为教育目标,强调教育应支持个体在生命各阶段的全面发展。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资源供给应精准回应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状态、不同学习需求群体的多元诉求。例如,面向学龄人口,资源供给应聚焦综合素质拓展和生涯规划指导,如服务小学职普融通的职业意识发展、中学职普融通的职业探索、高中阶段的职业规划指导、高校的产教融合及科教融汇等;面向在职人员,资源供给应聚焦职业技能提升和职业转型支持;面向农村居民,资源供给应聚焦农业技术和创业能力培养;面向老年人,资源供给应聚焦健康养生、文化素养和社会参与。
(四)资源供需匹配的精准化机制
当前,数智化学习资源供需匹配精度不足是制约服务效能的关键瓶颈,应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资源需求分析系统,通过分析学习者的年龄、特征、需求、职业、学习行为、学习偏好等多维数据,精准识别各类群体的学习资源需求,为资源开发与配置提供数据支撑。在匹配机制上,应构建资源智能推荐系统,利用AI技术实现学习资源与学习者需求的智能匹配。依托学分银行建立的终身学习档案,分析学习者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和学习目标,智能推荐适配的学习资源和终身学习路径。建立资源使用反馈机制,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评价,持续优化资源推荐算法和资源配置方案。
五、技术赋能:数智化重塑服务形态与供给模式
(一)数智技术嵌入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理论逻辑
数智技术嵌入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技术手段破解“大规模”与“个性化”之间的张力。传统公共服务模式难以同时实现覆盖广度与服务精度,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使大规模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全球开放大学的实践表明,可扩展教育的核心在于规模经济与技术赋能。当学生超过10万时,远程教育机构的生均成本仅为普通高校的10%~50%。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LLM)使得规模化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小语言模型(SLM)在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上的部署,进一步扩展了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可及性。
(二)个性化学习推荐与人机协同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终身学习服务形态。通过开发个性化学习推荐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学习者需求,可实现学习路径规划、资源精准推送与效果智能评估。人机协同教学模式使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教育的个性化与服务性得以同步提升。OECD《教育促进人类繁荣》框架指出,在AI深度嵌入社会的背景下,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增强人类能动性、人类意义与人类安全感”。UNESCO的AI能力框架特别强调了技术应用中的人本原则:教育系统的AI部署应以增强而非削弱人类能动性为前提,AI工具应为教师的专业判断提供补充而非替代。
(三)高质量语料与“AI+终身学习”
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终身教育体系的赋能成效,根本上取决于语料质量。高品质语料的核心,在于其是对教育规律、岗位要求与能力进阶路径的标准化表达。只有准确、规范、清晰的结构化语言材料,才能训练出精准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工智能模型。终身学习制度建设中的资历框架、行业能力、企业岗位、成果认证、运作管理与资历名册等标准体系,构成了高质量语料的制度底座。
具体而言,资历框架的标准和要求的等级描述,为AI识别学习成果间的层级递进关系提供语义坐标;行业能力标准中以能力单元列出的职能范畴、成效目标与学习量,为模型理解岗位要求与学习内容之间的映射标注结构化知识图谱;资历名册中每项资历的等级定位与学习成果描述,则构建了可被机器读取与推理计算的标准化知识库,使AI能够精准完成学习成果等级判定、学分转换与进阶路径匹配等复杂任务。
标准化语料使大模型能够为专业建设自动生成教学标准草案、辅助开发模块化课程与数字教材、提供智能实训模拟与自适应评价工具。只有将教育规则、岗位逻辑与能力层级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结构化内容”,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驱动大规模个性化终身学习与精准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智慧引擎”,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数智化范式转型。
(四)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数智化升级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建好国家老年大学、国家数字大学”。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应进一步发挥系统办学、灵活弹性、技术领先、成本效益等体系优势,以数智化转型为牵引,面向全民提供可及性、普惠性学习服务。在技术架构上,应构建智能化的学习管理平台,集成个性化推荐、智能评测、学习分析、人机协同教学等功能模块,形成覆盖教、学、管、评、测全流程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国家老年大学建设应发挥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资源共享和办学网络优势,依托覆盖城乡的办学体系,实现优质老年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与下沉输送。在课程开发上,联合体系内各级开放大学共同设计适老化课程内容,形成分层分类的课程资源库;在学习资源建设上,应建立国家老年大学与地方老年开放大学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避免重复开发,扩大优质资源的受益覆盖面。同时,应充分考虑老年学习者的技术接受能力和学习偏好,开发适老化的数智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降低老年学习者的技术门槛,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场景,满足老年群体互助学习等多样化学习需求。
国家数字大学的建设应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建立“终身教育+AI”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通过国家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与质量保障框架。在运行设计上,坚持数字原生理念,从零构建完全在线的运营体系,规避传统机构因历史系统与流程惯性导致的改造困难与转换成本。
在学习通道上,将基于资历框架的先前学习成果认证(RPL)作为主要的入学通道而非边缘化补充,有效服务非传统学习者群体;采用自定进度与按需评估机制,摆脱固定学期与考试期的束缚,适应在职与时间受限的成人学习者需求。在成果认定上,依托学分银行实现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并作为减免学分的依据,减少重复学习。在可持续发展上,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提升数字大学的可负担性,保障规模化质量的可持续性。
六、结语:走向学习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十五五”时期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制度、治理、资源与技术四重变量的系统整合。制度上,资历框架、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构成闭环,化解不同教育类型间学习成果等效认定的根本障碍;治理上,跨部门协同与多元主体参与打破条块分割,使资源投入从零散走向集约;资源上,多主体开发与精准化配置并行,回应从学龄人口到银发群体的差异化诉求;技术上,数智化手段的嵌入破解了规模与个性之间的固有张力,使服务供给从粗放走向适配。
四者彼此嵌套、互为前提,共同构筑起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学习服务支持底座。四维框架的协同推进,实质上驱动了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三重范式转向:在价值取向上,终身学习不再停留于个体应对变迁的能力储备,而被正式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范畴,承载着教育公平的社会契约功能;在运行规则上,跨类型、跨机构、跨地区的学习成果互认和转换有了统一的等级标尺与转换规则,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在服务逻辑上,供给端从“我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你需要什么我提供什么”,终身学习由此获得从规模化的统一供给向智慧化个性化响应的转型动力。
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后续攻坚需在终身学习立法、智能化平台建设、国家级认证体系构建及国际先进理念吸纳等方面持续发力,使终身学习成为服务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制度供给、治理效能、资源配置与技术赋能形成合力,终身学习方能真正从政策倡导转化为泛在可及、全纳、全融、可扩展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奠定稳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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