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旭光：“人工智能+”时代，继续教育发展的五重之变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体系，并明确要发挥高校和开放大学体系作用，面向重点群体定制开发人工智能素养和技能课程，优化调整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方案。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把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列为重点任务，要求完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完善和加强继续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教育等制度保障。可以说，这两份文件的出台，一份预设技术进路，一份规定制度保障与目标蓝图，共同形成继续教育必须回应的新要求。

　　顶层部署已经明确，这把继续教育再次推到教育发展的前台。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些要求究竟会如何触动继续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人工智能给继续教育带来的，绝不是几门课程设置的增量，也不止于培训空间的增加，而是对其基本规定性的重塑。当数智技术开始改写岗位的任务构成、改写技能的生命周期，继续教育的对象、内容、时空、制度与价值等基本范畴都被重新定义。这就意味着，继续教育需要对“人工智能+”作出的回应，是发展范式的重构，尤其要把握好学习对象、教学内容、学习时空、认证制度、价值取向这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学习对象之变：从特定学历群体走向所有终身学习者

　　长期以来，继续教育的对象范畴相对清晰，主要是未能取得相应学历、需要通过补偿完成的在职成人。这一界定有鲜明的历史合理性。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继续教育承担的是学历兜底功能，对象边界与学历边界高度重合，用什么来识别学习者，答案就是学历。但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的今天，这种重合正在失效，学历已不足以单独回答“谁需要学习”这个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技能半衰期在缩短，学历已不再是识别学习需求的唯一可靠信号。一位高学历的财务人员、一名有十余年经验的产线班组长，在智能系统重构岗位任务之后，同样面临能力折旧。“人工智能+教育”将终身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并列部署，提出面向重点群体定制开发。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教育”行动从统一供给转向分群定制。继续教育对此要主动响应，把保障全体学习者平等学习人工智能作为基本要求，让不同基础、不同场景的人都能获得适切的人工智能教育。

　　这里需要厘清一点，面向全体指的是功能上的全覆盖，即劳动者在任何职业阶段都能获得能力更新服务，而不是要求每个行政区域都设立实体办学机构。同时也要看到，面向全体不等于平均用力，最容易被技术变革甩下、最可能遭遇被技术替代的人群必须优先进入视野。重点群体至少应包含面临智能升级压力的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受制于数字鸿沟的老年群体和乡村本土人才等。实践中，继续教育应围绕国家战略部署，依托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国家老年大学、国家数字大学，以及企业培训中心、社区学习中心、老年大学等载体，建立重点群体学习账户或数字画像，因地制宜地把课程和服务精准推送到产业园区、社区和乡村，送到最需要的群体身边。

　　二、教学内容之变：从学科知识补缺走向智能素养与技能重塑

　　内容范畴的变化最为深刻，因为它直接决定学习者最终获得什么。既往继续教育的内容组织基本沿袭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逻辑，按专业目录编排课程，补的是既有知识缺口。当岗位任务被智能系统重新切分，以学科为骨架的内容体系已难以承载新的培训任务。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落到继续教育，首要的不是增加课程，而是重建内容体系。

　　新的内容供给应当呈现三层结构，由下而上分别回答人人需要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机器替代不了什么。底层是面向全体学习者的智能素养通识，包含理解、使用、判断与基本伦理规范，不仅要会用工具，还要能判断机器输出是否可信。中层是人工智能与岗位深度融合的职业技能，继续教育应把人工智能与岗位深度融合的职业技能作为职后培训主战场，围绕产业升级后的新任务、新工艺组织教学，重点面向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慧交通等行业打造精品课程。顶层是人机协同的高阶能力，包括问题界定、跨界迁移与复杂情境中的价值权衡，恰恰是智能系统难以替代的部分。当然，这三层不能是孤立并列的，而是可衔接、可累积的进阶路径，可按需进入、逐级提升。

　　内容形态同样在变。继续教育要采用微课程、微学历等灵活方式，把长学制课程包拆解为可随时进入、逐步积累、彼此衔接的能力模块，同时警惕把智能素养窄化为工具操作训练。要按照政策要求，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强化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安全监管，让智能素养超越纯粹的技术训练，推动价值对齐与伦理判断进入课程目标，否则培养出的只是更熟练的工具使用者，而非能够驾驭技术的人。

　　三、学习时空之变：从阶段性学习走向职业生涯伴随与泛在学习

　　时间与空间是继续教育的两个隐性范畴，其变化常被忽视，却决定供给能否真正抵达学习者。对象与内容的变革，最终都要落到这里。在时间维度上，传统学习被组织为职前准备与职后补救的线性序列，学习被视为一次性的充电行为，以取得证书为终点，此后不再与教育系统发生联系。当技能更新的周期短于职业周期，这一序列必然断裂，一次充电难以支撑整个职业生涯。当学习不再有终点，教育也就从人生的一个阶段变成贯穿职业生涯的常态。

　　取而代之的，应当是贯穿职业生涯的循环更新。学习不再发生在工作之前或之外，而是与工作并行，并随岗位任务的变化而触发。这就要求继续教育从终结性评价转向过程性伴随，从以证书为终点转向以能力更新为节点，形成学习、工作、再学习的闭环。继续教育要主动对接人才供需适配协同机制和大数据平台，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专业、课程和培训项目，把培养供给与产业需求连成一体。说到底，时空范畴的重构，是要让学习供给具备与产业变革同步的响应能力，而不是等岗位消失之后再补一堂课。

　　在空间维度上，学习场景从固定的校园、排定的学期，转向泛在可及、虚实结合的工作现场与社区空间。成人的学习时间高度碎片化，学习动机又高度情境化，脱离工作情境的抽象教学转化率很低。继续教育应推动企业学堂、园区学习中心、社区数字学堂与移动学习平台协同，把学习嵌入真实工作任务，把成果认定前置到岗位现场。同时，还要大力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发挥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在职继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继续教育向县域、园区和社区延伸服务提供资源通道。

　　四、认证制度之变：从单一学历证书走向学习成果可认证可积累可转换

　　如果前三重范畴的变化不能在制度上被承认，能力重塑就会陷入学而无效的困境。制度范畴的重构因此最具决定性。前三重范畴的变化若只停留在办学机构的自发探索，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也难以获得劳动力市场的承认。核心是建立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通道，让劳动者在任何场景获得的能力都能被看见、被记录、被使用，而不是随着培训的结束而清零。制度建设的水平，决定继续教育回应“人工智能+”的成色。

　　学分银行承担存储与折算功能，把职后培训、微证书、微学历等非正规学习成果纳入统一账户，解决的是成果放在哪里的问题。资历框架则提供等级参照与对应关系，解决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长期并存却互不相认的问题，解决的是成果值多少的问题。两者一为账户、一为标尺，缺一不可。继续教育要推动非学历学习成果纳入学分银行，完善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让非学历学习成果真正进入国家认可的转换通道。与此同时，还要保留并拓展学历上升通道，支持自学考试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自学考试没有学籍门槛和入学考试，为未能进入正规学历教育轨道的劳动者提供继续上升的制度空间。

　　开放大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在覆盖城乡的办学网络与学分银行运营上开展系统性实践，使其成为承接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最现实的制度载体。同时也要围绕人工智能素养的分级标准、微证书的社会认可度、学习者数据的安全与算法伦理规范等补齐短板弱项。

　　五、价值取向之变：从个体学历提升走向公共能力供给

　　最后一重是价值范畴，也最容易被忽略。既往对继续教育价值的认识主要落在个体层面，帮助个人拿到文凭、获得晋升、改善收入，办继续教育因而常被理解为一项惠及特定人群的补偿性事业。这一认识不无道理，但尚不充分。在人工智能加速重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背景下，继续教育已不仅关乎一部分人的事务，更发挥着具有鲜明外部性的公共功能。

　　这项功能可以概括为，对存量劳动力进行持续的再技能化，使人力资源供给跟上人工智能促发产业变革的节奏。这不是个体选择的总和，而是需要制度性供给的公共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教育不再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丁，而是支撑学习型社会的人力资源再生产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不仅服务于产业效率，也服务于人的终身发展，是学习型社会得以运转的底层支撑。尤其要防止把学历授予数量、招生规模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这对继续教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学历授予长期是继续教育最主要的产出形式，唯学历的偏差在这里表现得最为集中。这也意味着继续教育的评价标准不能仍然向学历授予数量看齐。

　　价值范畴的重估因而意味着评价尺度的转换。衡量继续教育办得好不好，不能只看招生规模和学历授予数，更要看重点群体的能力更新率、培训后的岗位适配度、学习成果的转换效率，以及学习者在新岗位上的持续发展能力。这些指标共同指向一个问题，能力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缺口是否真正缩小。评价指标一旦转换，供给行为就会随之改变，这正是以评价改革牵引继续教育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评价尺度的背后是办学导向，为学历而办还是为能力而办，最终要在指标上见分晓。

　　说到底，人工智能时代的继续教育，内涵要从学历的补偿转向能力的更新，外延要从部分人的阶段性需求扩展到全体劳动者的全程需求。换言之，回应“人工智能+”，继续教育要有更高站位，切实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坚守育人本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支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产业变革、就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开发需求。可以想见，学习型社会建设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继续教育能否完成从学历补偿到能力更新的系统性转型。

　　当能力更新成为每个学习者的常态，当继续教育与工作、与人生彼此贯通，承担起服务人们终身职业发展的职责时，学习型社会便不只是写在规划里的目标，而是“人人、处处、时时”都能感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