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红俐：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校老年教育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仲红俐，中共党员，常州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终身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5篇，主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等近四十项省、市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曾获常州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与常州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摘要］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老年教育是实现老年人全面发展的关键措施，而年龄差异是老年教育面临的客观现实。本文基于对常州老年开放大学部分学员学习现状的调研，探讨低龄学员与高龄学员在学习目标、影响因素、课程类别、学习形式、社会支持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当前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课程供给精准性较弱、老龄学员社会支持不足、老龄学员职业需求不明确、老龄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分龄段的老年教育供给机制，具体包括：构建差异化课程体系，精准划分服务对象范围；科学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潜能；完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老年教育社会保障；培育老年学习共同体，创新社区养老模式。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教育；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分龄段教学

　　一、引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1]，这意味着我国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工作。

　　教育的本质是关注人的生命成长，通过教育唤起社会重新认识老年教育的本质，让老年人重新发挥其本应具有的生命价值，回归原本的社会地位，这正是积极老龄观理念的核心所在[2]。作为落实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关键举措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老年教育在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年龄差异已成为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强调“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服务”。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在身心发展特征上存在差异，这导致二者在学习需求与行为上表现出明显区别。

　　提升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的学习能力，不仅有助于其保持大脑活力，重建社交网络、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也是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精神层面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二、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在《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中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即“通过优化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提升其生活质量”。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人在文化背景、知识储备、职业经历、身体状况、兴趣爱好、消费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老年群体成为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根据划分标准的差异及国内外情况，各国、各国际组织对老龄化阶段的划分各有不同。综合分析研究资料，一般认为60岁～79岁的老年人是“低龄老人”，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高龄老人”。本文的相关研究也基于这个划分开展。老年教育欲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关注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不同的学习需求，分析低龄学员与高龄学员在学习成效上的不同，探索适合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的价值实现路径，为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二）研究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人口140828万人，60周岁及以上31031万人，占比22%[3]，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失能失智老年人口数量持续攀升。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优化老年教育资源配置，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其学习和生活质量，从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深入贯彻积极老龄化政策精神。

　　社会应提供并保障个体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毋庸置疑，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群体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生活生存经验及更强的文化传承能力等优势。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会各界应将老年人置于和其他年龄群体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终身教育的最后阶段，老年教育具有生产性与发展性功能，可带来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潜在收益，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随着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纵深推进，应针对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在学习需求与能力方面的差异，帮助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深入了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各行各业特征现状，提升其学习能力，发挥其社会价值，融入学习型社会。这有助于将老年人从依赖者或被服务对象，转变为独立的社会行动者、家庭支持者和社会经济贡献者[5]，重塑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知。

　　（三）文献述评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国家对老年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大幅提升，促使老年教育研究得到越来越多教师和学者的关注，涌现出《数字赋能老年教育创新发展》《泛在学习理念下交互式数字教材的建设与应用》等系列研究成果。当前我国老年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开发、师资队伍建设、数字素养提升及隔代教育等领域。然而，针对低龄或高龄老人的专题研究仍相对缺乏，有关分龄段探讨老年教育的研究成果更为不足，难以为持续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老年教育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撑。基于此，本文以常州老年开放大学学员为研究对象，围绕学习目标、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课程类别支持等多个维度展开调查研究。在调研结果基础上，归纳低龄与高龄老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分龄段老年教育供给机制的构建路径，提出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从而为老年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

　　（四）理论基础

　　个体差异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备受学界关注。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曾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个体差异的关键因素有五种：年龄、学习动机、性格、语言学能和认知方式[6]。其中，年龄是体现个体差异的首要因素。个体差异是指在社会群体竞争中，个体因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个体的差异结果，包括遗传资源、才智身心素质、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等[7]。

　　个体差异理论强调人在生理、心理与认知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一般而言，低龄老人处于老年阶段的初期，身体机能相对较好；高龄老人身体衰退明显，依赖程度增加。从老年教育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身体机能与感官能力；二是心理与认知状态；三是社会参与及职业发展需求。这些差异均可在个体差异理论中得到解释与印证。个体差异理论对差异化与个性化个体的重视，为分析政府、市场与社会在老年教育中的作用提供理论视角。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分龄段老年教育研究，揭示低龄与高龄学员在学习特征上的差异，并与我国关于分类服务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的政策导向相呼应。该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在学习方面的差异，也为解决老年教育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支持，更为构建科学的分龄段老年教育供给机制奠定学理基础。

　　三、调查分析

　　（一）调研背景

　　在积极老龄化纵深演进的发展形势下，常州市政府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工作，先后出台《常州市“十四五”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常州市老年教育机构建设与评估指导意见》《常州市老年教育机构准入指引（试行）》等系列政策文件，并积极推进落实。

　　据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数据，截至2023年底，常州市户籍人口为389.34万人，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111.0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8.53%。与2022年相比，户籍老年人口增加5.54万人，比重上升1.41%；常住老年人口为123.07万人，较2022年增加8万人，比重提高1.46%[8]。上述数据表明，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正持续加深。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常州开放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积极构建开放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发展的办学模式，并创办老年学院。该学院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学习特点，设立声乐、技能、书画、器乐、舞蹈等多个专业系部，每学期线下培训规模达2万人次。

　　截至2024年底，依托常州开放大学老年学院，国家老年大学江苏分部常州分校（常州老年开放大学）挂牌成立。作为江苏省首家地级市老年开放大学，该校致力于发挥开放大学系统办学优势，整合各类社会与教育资源，努力构建具有常州特色、覆盖城乡的老年开放教育办学体系。此举措不仅提升了社会各界对老年教育的期待，也为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二）调研对象与方法

　　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为深入探讨常州老年开放大学学员的学习现状，本研究围绕学习目标、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课程类别及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入手，旨在分析低龄与高龄老年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征与差异，从而为提升老年教育的精准服务水平、构建分龄段、多层次的老年教育供给机制及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具体而言，研究以常州老年开放大学在读的近600名老年学员为调研对象，以问卷调查为主、个别访谈为辅的研究方法。为提高调研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以班级为单位发放，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完成。受限于部分老年学员对智能手机等信息化设备使用不畅或存在使用意愿较低的情况，回收有效样本527份。调研时间统一设置为2025年3月。为便于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问卷中所有题目均设为单选题。

　　（三）调研基本情况

　　根据泰勒原理，教学环节由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组织实施教学及评价教学效果四个基本要素组成。其中，教学目标是开展教学活动的重中之重，而老年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主要是依据老年人的实际学习需求。教学评价则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运用科学方法和有效技术手段，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测量，并给予价值判断的过程[9]。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能够促进教学目标、内容与方法的动态调整，从而形成良性的教学闭环。

　　基于此，本次调研问卷设计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低龄与高龄学员的学习需求；二是其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反馈。

　　在参与问卷调研的527位学员中，低龄学员（79岁以下）共有462位，占比87.7%；高龄学员共有65位，占比仅12.3%。数据表明，79岁以下的低龄学员是常州老年开放大学学员的主体，已成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参与老年教育的主要人群。在性别分布方面，男性学员59人，占比11.2%；女性学员468人，占比88.8%，表明女性参与率远高于男性。

　　这一结果至少反映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现有老年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对男性学员吸引力不大。访谈中发现，不少男性学员对于钓鱼、扑克、无人机等内容具有较高兴趣，但此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较难开展。另一方面，舞蹈、健身、器乐类等当前主流课程更契合女性学员偏好，这导致学员性别比例显著不均。该现象也为研判老年教育市场需求方向提供关键指引。

　　调研还发现，多数学员就读时间较短，说明老年学员的学习黏性不足。据访谈信息，当前老年教育存在专业类别单一、课程内容创新不足等问题，影响学员长期参与学习的动力。为此，老年教育机构可针对低龄与高龄老年学员构建多层次老年教育课程体系，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学员的学习需求。

　　（四）现状分析

　　1.低龄与高龄学员学习目标分析

　　调研显示，低龄与高龄学员在学习目标与动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一，“求健”是两类群体进行老年教育的首要目标，涵盖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访谈发现，多数老年人意识到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与长寿的重要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学习动机的功利性逐渐减弱，学习信息获取途径趋于传统，对身体健康与休闲生活的关注成为学习的重要考量[10]。其二，在学习目标的具体选择上，低龄学员中选择“求知”的人数超过选择“求乐”的人数，而高龄学员则相反。这一差异反映出，低龄学员因刚退休不久，社会参与程度仍较深，因而更倾向于通过继续学习，增长知识、提升自我；而高龄学员因脱离社会时间较长，更注重社交活动与情绪调适。

　　此外，调研发现，两类学员均较少将“老有所为，服务社会”（即“求为”）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老年教育在内容供给上的不足，也折射出相关政策保障的缺失与市场环境的疲软等深层次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鼓励老年学员（尤其是低龄学员）积极参与社会，发挥价值；老年教育机构也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学员的需求，提供分层、分类、个性化的课程设置，提升教育供给的精准度，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2.低龄与高龄学员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完善老年教育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本研究将学员参与学习及选择机构的影响因素视为重要分析变量。在问卷调查“您选择在本校学习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一题中，低龄学员最看重“有自己认可的老师在学校教学”，而高龄学员更重视“离家近，交通便捷”。这表明低龄学员更重视教师水平与教学质量，而高龄学员则因身体机能下降更注重安全与便利性。

　　此外，两类学员选择“学校教学环境好”的比例相近但均较低，说明教学环境并非影响学员选择老年教育机构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高龄学员在“有要好的朋友可结伴到学校学习”与“学校服务质量高”上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低龄学员，反映出高龄学员更注重学习过程中的社交体验与服务支持，体现其在生理与心理上的特定需求。

　　综上，老年教育机构应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深入分析不同年龄段学员的特点，优化师资配置与服务设施，完善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推动实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个性化教育，彰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3.低龄与高龄学员课程类别与学习形式分析

　　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与授课形式是老年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环节，也是本次问卷调研的重点项目之一。根据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与社会发展的现状，问卷设置了十大课程类别，包括文史书画、声乐朗诵、外国语言、舞蹈健身、器乐演奏、医疗保健、园艺茶艺、烘焙烹饪、手工制作、化妆美容。

　　调研发现，舞蹈健身类课程在低龄与高龄学员中均最受欢迎，占比均超过50%，反映出老年人对健康的重视及对成就感与自信心的追求。在差异性方面，高龄学员对医疗保健类课程的选择比例远高于低龄学员，体现出高龄学员随年龄增长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也反映了不同生命阶段学习需求变化的趋势。

　　然而，语言类、演奏类、化妆类等新潮课程仅被低龄学员选择，高龄学员无人问津。这说明越年轻的老人，其视野越开阔，接受新事物、追求新生活的意愿更强。

　　在学习形式方面，课堂练习仍是老年学员最主要的学习方式。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直播学习也逐渐被老年学员接受。但是，学员普遍对户外学习、合作学习与观看视频等形式的学习需求较低。对此，老年教育不仅应满足学员现有学习需求，更应推动教学形式多样化发展，如与校外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合作，开展社会实践、培育学习共同体，促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4.低龄与高龄学员的社会支持与社会效益分析

　　老年学员的学习成效既源自于自身内化的作用，也受外部环境影响，其中家人支持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家人认可与鼓励能增强学员的学习成就感与价值感，从而提升其学习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多数学员家人对其参与老年教育持支持态度，但高龄学员中表示“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低龄学员。通过访谈得知，随着高龄老人生理机能、情感识别与语言理解等方面的能力逐渐退化，家人因安全顾虑而不支持其参与学习。

　　从老年教育的社会效益看，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往往不局限于知识的获取，还包括对社会交往、生活品质提升与心理情绪稳定等。在“您认为学习对您的生活哪个方面帮助最大？”这项调研中，“身心健康”是学员认为最显著的收益，健康类课程也因此获得较高评价。

　　此外，低龄学员中选择“认知观念”的比例最高。这意味着相较于高龄学员，低龄学员刚进入初老阶段，对事物的认知与所持价值观仍具有可塑空间。而高龄学员中选择“情绪稳定”的人数比例则远超过低龄学员，反映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学员的时间紧迫感更强，更看重教育对自身情绪和心理健康的调适作用，也体现了两类学员在生活感受与心理需求上的差异。

　　四、问题分析

　　（一）课程供给精准性较弱，分龄段教学不足

　　课程供给的精准性与多元化作为衡量老年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体现课程设置合理性与教学管理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据调研结果，低龄与高龄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多样化的学习特征。然而，当前老年教育实践尚未系统性地根据两类学员的不同需求构建分龄段课程体系，制约了老年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具体而言，一方面，老年教育课程供给的内容与老年学员的实际学习需求不匹配、不适应，导致老年学员的学习黏性不强、学员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在教学实践中，存在同班学员年龄跨度较大的现象，部分课堂中学员年龄相差甚至达20岁以上，所学内容却完全一致。该现象既不符合教育基本规律和个体身心发展规律，也未遵循“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此外，不同年代的老年群体在价值观念、认知能力、理解水平和情绪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这为课程开发与教学实施带来一定挑战。世代效应理论指出，出生于不同世代的老年人在经历相似社会变迁过程中会形成共同的认知与行为特征[11]。因此，在探讨老年教育课程改革时，必须考虑世代效应所带来的老年人对教育需求的差异，努力构建分龄段、多层次的老年教育供给机制。

　　（二）老龄学员社会支持不足，生活性社会效益较低

　　总体而言，受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老年人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系列因素共同促进其学习需求和社会支持期望的提高。老年学员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家庭支持、社区支持、老年教育机构支持和社会志愿者支持四个方面。家庭支持主要体现在情感陪伴、学习鼓励、生活照顾等，为学员创造更多学习时间与精力；社区支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组织学习活动、营造学习氛围，使学员感受社会对其学习的重视与认可；老年教育机构支持涵盖专业教学指导、交流平台搭建与资源保障提供，能够根据学员需求传授知识与技能，助力学员提高学习效果；社会志愿者支持则通过辅助教学服务、学习资源拓展与情感关怀，帮助学员感知社会温暖、拓宽认知视野、掌握知识技能。

　　以家庭支持为例的问卷调研显示，部分学员（尤其是高龄学员）面临家庭支持不足的问题，主要受安全与健康因素影响。对此，可尝试通过打造集老年教育、医疗照护、社区服务、休闲娱乐及高校资源于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养老舒适圈”，以进一步完善面向高龄老人的教育服务模式。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强调教育应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并通过教育改善生活实践。尽管其理论源于对儿童教育研究，但同样适用于老年教育领域。调研结果表明，绝大部分老年学员认为参与老年教育获得的最大收益在于身心健康、认知观念、拓展视野等，而在创业就业、隔代教育、智能生活应用等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收获较少，整体生活性社会效益仍有提升空间。这反映当前老年教育的内涵建设尚待深化，须进一步贴近老年群体的现代生活、职业发展及家庭需要，增强教育的实用性与生活性，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

　　（三）老龄学员职业需求不明确，对老龄人力资源的利用低效

　　就总体趋势而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老年教育环境的改善及退休制度的完善，我国老年人生活负担逐步减轻，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其学习需求普遍上升。然而，有学者认为，年龄增长对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可能产生负影响[12]。从社会学视角看，随着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延长，原有职业角色对其退休生活的影响逐步减弱，其再就业意愿与学习需求也逐渐降低[13]。

　　老年人自愿接受教育或参与学习的动机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习适应老年生活的变化；二是在终身教育理念激励下希望重返社会；三是接受教育可以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四是形成一种反思型的思维模式，思考生命的深层涵义[14]。这些学习动机，体现出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尤其反映出对重返社会与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年人具备继续寻求职业发展的条件，是我国人力资源中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通常拥有资历深、性格稳的特点。然而，当前老年教育内容多偏向于文化休闲活动，对其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潜在需求关注度不足，导致老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调研结果直观反映当前老年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老年教育中关于创业、职业等方面的内容存在断层，特别是相关实践实操教学的缺失，削弱了老年教育的活力与创新力。这不仅造成学员学习需求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失衡，也反映当前老年教育体系社会与市场变化的适配度不高。

　　此外，尽管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智慧助老”项目，多渠道普及推广智能手机使用技能，但本次问卷调研中并未有学员将“智能生活”作为学习收益。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关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另一方面表明老年人对数码、数字类产品尚未形成较强的学习兴趣，使智能化教育的内容与老年学员的实际生活存在脱节。

　　调研还发现，老年学员对生活家政类课程选择普遍较少。这既能说明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层次较为单一，职业导向不明确，偏好仍集中于休闲娱乐类内容；同时也反映出相关教育供给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与职业技能鉴定衔接、学习成果转化等方面。目前，主流老年教育在职业技能类课程的设计与教学方法上相对滞后，且缺乏对低龄老人职业能力培养或资质认证的重视，导致低龄老人在职业市场中趋于边缘化，难以适应现代职业市场的需求。这种状况极易形成恶性循环，让老年学员产生“老年教育对职业发展无用”的错误认知，最终制约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四）老龄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对高龄学员的关照程度不足

　　从上述调研结果可以看出，高龄与低龄学员在学习需求与学习评价方面均存在差异。当前，特别是老年教育对高龄群体的关照与供给严重不足，亟须建立分龄段、多层次的课程体系。

　　调研显示，在多数老年教育机构中，低龄学员人数远超高龄学员。受此影响，课程内容设置往往更倾向满足低龄学员的需求，导致真正适合且能够满足高龄学员学习需求的课程严重短缺。

　　事实上，系统的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应包括“老化教育”、老年人教育及专业老年学教育等，而非简单地将其定义为面向老年人的教育[15]。所谓“老化教育”，内容应包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医学与人生关系的探讨，以及老化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防护等内容。这类教育有助于帮助高龄老人调整心态、调适情绪，树立积极乐观的生命观与人生观，从而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五、对策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框架，即“健康、参与和保障”，其构建了积极老龄化行动方案的价值基础，也为政策制定者指明方向。其中，“健康”居于核心地位；“参与”强调老年人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持续创造价值；“保障”则为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制度性支持，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并推动老年教育发展的根本前提[16]。

　　在此理念的引导下，老年教育机构应着力构建分龄段、多层次的课程供给机制，加快完善教学环境与服务体系，传播积极老龄化理念，推动老年群体终身学习。

　　（一）构建差异化课程体系，精准划分服务对象范围

　　从老年学视角来看，衰老是个体差异化的过程。而老年群体整体具备时间充裕、学习意愿较强等特征，这决定了老年教育内容应具备多样性，目标应体现多元性[17]。相关部门应基于低龄与高龄老人不同学习需求，精准划分服务对象范围，制订差异化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切实提升课程供给质量。

　　基于前文调研结果，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家政类课程供给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使老年教育的内容脱离了学员的实际生活。同时，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低效运行易引发需求响应不足，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真实学习需求。针对这一问题，老年教育机构应系统构建分龄段的生活家政类课程专业体系，助力老年人生活技能的提升与身心健康的发展。

　　具体而言，面向低龄学员的课程可侧重西点烘焙、中餐烹饪等；面向高龄学员的课程则可侧重于医疗保健、老年护理、心理调适等，逐步完善分龄段、多层次的老年教育供给机制。

　　（二）科学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潜能

　　调研结果显示，将“求为”作为学习目标的老年学员占比最低，反映出相关行政部门与老年教育机构对老年人劳动力潜在价值的认识不足，对其整体供给特征的把握存在偏差。为此，应强化老年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提升老年群体人力资源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适配性。

　　从群体特征来看，高龄老人是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需要更多医疗及照护资源；而低龄老人则构成“银发经济”的重要潜在力量，其社会参与有助于延缓衰老进程。相关部门与机构应知晓高龄与低龄老人养老差异，制订精准化的老龄政策、家庭支持方案与商业服务模式。

　　在具体推进中，应科学引导低龄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并重返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其生活质量与家庭经济状况，更能发挥其社会价值、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根据现有研究，老年人就业动机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补贴家用为目的的“经济型”；二是以打零工、灵活就业为主的“灵活型”；三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发挥专业技能为取向的“价值型”[18]。为此，应围绕低龄学员提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教学计划，并依据老年人不同的就业动机，设置阶梯式职业教育体系。

　　具体而言，老年教育机构应将课程分为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两大模块，内容涵盖创业培训、职业资格认定、数字化技能培训、就业权益保护等核心内容，以此帮助低龄老人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提升就业竞争力，为其“再社会化”搭建平台。

　　（三）完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老年教育社会保障

　　相关行政部门与老年教育机构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教育为基础、社会为保障、养老服务为支撑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政府层面，须加强人力、财力与物力等方面的保障，将老年教育纳入政府预算与规划体系，积极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推动老年教育与医养服务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补优势。同时，应加快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在老年教育领域的良性互动，以合理的成本提供多层次、高质量的老年教育服务，实现多方共赢局面，进而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另外，各地应把握建立各级老年开放大学的契机，深化老年教育内涵建设，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创新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推动老年教育实现高质量均衡发展。

　　人文关怀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是人文关怀的载体。针对高龄老人，应加强以“老化教育”为核心的内容供给，体现教育的人文关怀。相关部门与机构应积极推进老年教育中的“老化教育”，探索老年教育与医疗、护理、健身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尊重老年人的个体差异，提供情感与情绪价值支持，助力高龄老人安享晚年。

　　（四）培育老年学习共同体，创新社区养老模式

　　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概念以来，各领域均在积极培育共同体形态，而学习共同体理念正以各种教育形态扎根于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乃至社会组织。基于此，构建有效的老年学习共同体，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19]。该共同体应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世代老人的学习需求为核心，通过差异化的自我组织建设，强调学习的主体性、互助性和共享性，从而提升老年人的学习动机、效率和参与度[20]。

　　低龄和高龄老人在认知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龄老人经验丰富、技能娴熟；低龄老人则思维灵活、精力充沛。老年教育机构可根据这些差异，构建跨代际交流的学习资源库，丰富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年龄结构与活动内容，激发老年人学习积极性。

　　社区作为学习共同体培育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维系力与人口文化品质为老年教育提供了丰富资源，应积极推进社区养老模式创新，实现老年教育与社区养老的有机融合。

　　具体来说，一是依托社区教育机构，开展老年社区学习共同体实践，培育社区老年教育志愿者队伍，拓宽学员社会支持网络，营造良好的老年学习风尚，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二是促进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的深度融合，探索多元化实践路径，可借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走进去、走出来”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结合社区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将志愿者送教上门与老年人出门享受社区老年教育两种学习方式相结合，满足低龄与高龄老人不同的学习需求，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质量；三是在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背景下，应加强智能化、信息化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为出行不便的高龄老人开发优质直播课程、视频课程等优质资源，让足不出户的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也能享受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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