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冠俊｜数字时代终身教育枢纽的形塑：开放大学的四重定位与未来进路

　　摘要：在数字技术变革与教育战略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加速重构，开放大学传统办学模式与功能定位亟需适应性转型，确立“四位一体”的复合定位框架：以服务型大学为价值根基，履行普惠性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核心使命；以数字型大学为驱动引擎，实现教育全流程的深度数字化重塑；以共享型大学为组织哲学，构建开放协同的知识生产与流通生态；以平台型大学为高级形态，构建集成多元主体的智慧教育共同体。开放大学的未来进路应聚焦公共服务网络的精准优化、数字技术与教育场景的融合创新、开放教育资源生态的制度化构建以及平台化治理模式的探索。这是开放大学超越传统路径依赖，在数字时代打造终身教育枢纽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开放大学；公共服务；教育数字化；知识共享；智慧教育共同体

　　作者简介：饶冠俊（1979—），浙江开放大学未来乡村发展与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技术革命与教育战略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超越工具层面，成为驱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不仅催生了学习方式与教育形态的新范式，更深刻重构了教育的组织逻辑、互动模式与价值体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件明确将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作为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亦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在技术与政策双重驱动的背景下，作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重要支柱的开放大学，其长期依赖的媒介与渠道优势正逐步弱化，办学定位、组织形态与发展路径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从挑战来看，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高等教育生态，普通高校在政策引导下加速进入在线教育与终身学习领域，对开放大学原有的办学模式与功能定位形成冲击。从发展机遇来看，我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战略部署，为开放大学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主力军定位，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与发展空间。人工智能、学分银行等创新应用，推动开放大学的服务向个性化、融通化方向深度发展。与此同时，机遇的充分转化，需要以内在禀赋为根基，而开放大学恰恰具备其他高校难以复制的禀赋优势。从办学基因与实践积淀来看，开放大学自诞生伊始便秉持终身教育、开放普惠的办学初心，建成贯通五级的全域办学体系，天然具备服务全民全生命周期学习的公共属性，成为最适宜承担终身教育资源汇聚、服务供给与生态协同功能的核心载体。因此，开放大学必须开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以形塑数字时代的终身教育枢纽为核心发展方向，向融合多重功能与属性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演进。这不仅关乎开放大学自身的存续与发展，也将深刻影响我国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与结构公平。在此意义上，系统探究开放大学在数字时代的多重定位及其协同发展路径，已成为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

　　一、开放大学发展脉络与国际经验比较

　　（一）我国开放大学的发展历程

　　开放大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及教育改革进程紧密相连，呈现出清晰的制度演进脉络。其前身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于1979年。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专业人才短缺、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痛点，我国依托广播电视技术建成了由国家主导、覆盖全域的远程学历教育工作体系——广播电视大学体系，这一办学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担了补偿性教育功能，为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作出了贡献。

　　进入21世纪，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原有单向广播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性，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始探索“互联网+”转型路径。201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标志着远程开放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教育部印发《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从顶层设计层面厘清了办学定位、体系建设、育人模式、质量保证等问题，推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完成整体转型发展。如今，开放大学在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技能教育等多元领域展现了生机活力，重点打造终身教育、在线教育、灵活教育和对外合作四大平台，践行“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目标理念，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贡献力量。

　　然而，这一战略转型在实践中仍面临挑战。一是庞大的体系惯性、对学历教育的路径依赖以及应对复杂非学历市场的能力挑战，制约了开放大学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作为我国教育系统中处理“信息技术和教育”关系最有基础、最有经验的高等学校，这种历史经验既是能力准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组织变革障碍。三是传统的层级化管理体系与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扁平化、敏捷化以及网络化组织架构之间存在着结构与文化上的错位。因此，核心命题在于，开放大学在践行终身教育公共服务使命的同时，如何克服历史路径依赖，真正实现组织形态、技术能力与文化基因等方面的深层再造。

　　（二）英美开放大学模式的差异化路径及借鉴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20所独立设置的开放大学通过远程方式提供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与培训，特别是英美两国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差异显著的参照系。英国开放大学自1969年创立便确立了“学习对象开放、学习地点开放、学习方法和观念开放”的原则。作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完善的治理结构、全面的战略愿景、合理的教研体系和健全的质量保障体系，使其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在全英高校的学生满意度调查中一直名列前茅。英国开放大学提出两大愿景，一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为所有想实现自身理想、发展自身潜能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促进社会公正；二是通过学术研究、教学创新及与伙伴合作，致力于成为受支持式开放学习在方案设计、内容研发与教学实施等方面的全球领军者。英国开放大学始终坚持本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理念，即独立、自治和永不降低教学质量，特别是坚持以研究推动教学，科研成果直接反哺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形成了“教学—科研—创新”的良性闭环，从而赢得了可与传统精英大学比肩的学术声誉，被定位为英国高校研究能力排名前三分之一的机构。相比之下，美国没有国家设立的开放大学，也没有远程教育相关的国家政策和依托国家传输系统的开放教育系统，但却孕育了开放大学成功经营所依赖的主要方法，即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出了一套高度多元且自适应的开放教育生态。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功能和不同水平的大学或远程教育机构，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原则和规定，各自实施，以其复杂的自适应体制促成自主成长，是美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基线。其特征可归纳为多元供给的市场化竞争、技术赋能下的灵活学习，以及聚焦可验证能力与就业结果的实用主义导向。这一模式由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西部州长大学等机构引领，并吸纳众多提供慕课微证书的顶尖高校以及凤凰城大学等营利性在线大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竞争、实用主义导向的生态系统。

　　英美两种开放大学模式，在理念、路径与生态结构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开放大学以统一的学术标准与系统的质量保障为核心，将教学与研究置于同等地位，并以此构建公信力，形成了以学术严谨性支撑品牌声誉的闭环体系。而美国的开放大学生态本质上是市场驱动、高度分化的自适应体系，其核心逻辑是对劳动力市场实时需求的敏捷响应。可见，卓越的开放教育可通过两种战略路径协同实现，一是聚焦学术卓越，打造质量高地；二是构建服务体系，激活学习生态。对于兼具国家战略驱动、体系化布局并突出公共服务属性的中国开放大学而言，其发展路径不能是对任一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为可行的思路是在坚守普惠性公共服务底线、发挥体系化办学网络优势的前提下，有机融合两种模式的精髓。一方面，借鉴英国模式对质量标杆与教研相长的坚持，系统性强化内部质量保障与学术声誉建设；另一方面，吸收美国模式中能力本位与技术赋能的核心特质，提升对产业变革与学习者个性化需求的响应效能。通过融合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灵敏性，开放大学有望走出一条强化内涵发展、贯通终身学习、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特色发展道路。

　　二、数字时代开放大学的功能定位

　　为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开放大学需进行系统性的身份重构。服务型、数字型、共享型、平台型的四重定位，构成了其面向未来开放大学的核心身份定位，彼此关联、相互支撑、有机统一。

　　（一）服务型大学：公共价值的锚点

　　将服务型大学置于四重定位之首，旨在从根本上明确开放大学作为我国终身教育公共服务核心供给者的制度属性。这一定位超越了将服务局限于工作态度或操作流程的表层理解，直指其办学根本的职能内核与价值导向。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来看，教育的公共性源于其强大的正外部性，即个体通过受教育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必然会反哺社会的良善运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这不仅反映为物质层面的社会财富积累，也反映在精神及意识形态和价值层次上的进步，包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科技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等。这充分印证了开放大学强化服务型定位的理论根基与现实意义。开放大学所提供的大规模、普惠性、低成本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服务，特别是面向广大社会成员、弱势群体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补偿，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与广泛的社会效益，属于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对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维护社会公平、提升全民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一定位从学理上确立了开放大学的办学不应完全由市场逻辑主导，作为其核心职能的普惠性教育公共服务，必须依靠公共财政托底保障，以确保其办学方向与国家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在数字时代多元复杂的教育供给生态中，始终坚守其公益属性与核心使命。

　　服务型大学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对象的全纳性，其目标受众应覆盖从劳动年龄人口到老年人、从城市到乡村的所有社会成员，尤其关注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未能充分惠及的群体，实现教育机会的实质公平；二是服务内容的综合性，其功能应整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职业技能认证、社区文化与老年健康教育等多重领域，成为支撑公民终身学习的核心资源平台；三是服务机制的公共性，这意味着其运营逻辑不能完全从属于市场规则，而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治理结构、成本分担机制与质量保障体系。这意味着在诸如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普惠性领域，开放大学需主动承担政府延伸的公共服务职能，扮演底盘和支柱角色，而非进行市场化的选择性参与。而政府则须提供有效的财政保障。这一定位从根本上要求开放大学的发展规划须深度对接国家及区域战略，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以此确保其获得可持续的制度认同与资源保障。

　　（二）数字型大学：教育范式的重构

　　数字型大学的定位，标志着数字化已从工具层面上升至本体层面，成为驱动开放大学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内生力量。这一转型并非简单地将传统教学过程迁移至线上，而是以数字技术为契机，对教学关系、知识传播方式与学习生态等核心要素进行深刻重构，遵循了从基础建设到深度融合的演进路径。一是完成基础设施与关键流程的数字化改造，构建泛在可及的学习环境；二是实现教学与管理全流程的数据化贯通，使学习过程变得可观测、可分析，为精准施教提供依据；三是借助学习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大规模教育场景下的个性化支持与自适应学习。转向数字型大学在本质上是教育范式从标准化、规模化供给，向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的一次跃迁。

　　在转向数字型大学的进程中，要避免陷入技术中心主义，即盲目追逐最新技术却忽视教育本质。作为人类文明赓续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教育与技术的关系同样存在双重性，我们既要关注技术如何为教育赋能，又要思考教育如何为技术赋魂。因此，数字型大学的建设必须坚持教育的本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教育学理论与学习科学原理为基石，防范技术异化可能带来的价值、伦理与情感风险，确保技术革新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例如，如何在在线环境中有效构建支撑深度互动与意义协商的学习共同体，消解虚拟空间可能带来的人际疏离感；如何重新定义教师角色，使其从单一的知识权威，向学习情境设计者、高阶思维引导者与情感价值关怀者转变；如何审慎规范地应用学习分析技术，使其成为优化教学、提供适时干预的赋能工具，而非机械的评价或监控手段。可以说，评判数字型大学成熟与否，其关键标准不在于技术装备的先进程度，而在于其治理结构、组织文化、教学模式与专业能力能否与数字时代形成深度适配，最终达成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双智共生”，实现教育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

　　（三）共享型大学：知识生态的开放

　　共享型大学的定位根植于开放教育的知识伦理与组织基因，倡导知识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应被普惠公平地共享，这一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发展全过程。新时代背景下，开放大学对共享的理解与实践，正从侧重学历补偿的阶段性共享，向覆盖全民、贯穿终身、融通多元社会资源的深度共享范式演进。

　　共享型大学包含四个关键维度：一是知识资源的共创共享。开放大学不仅是优质课程资源的开放供给者，更应成为搭建协同平台、激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资源建设、适配与迭代的组织者，以此构建一个动态发展的“知识公地”。二是体系结构的协同共享。这要求开放大学超越科层管理模式，通过覆盖全国的办学网络，在师资、课程、数据、技术平台与质量标准上深度协同，真正形成共建共治、责任共担的共同体运作机制。三是学习成果的互认共享。其核心是通过建设学分银行，加快健全社会认可的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制度，为各类正规、非正规与非正式学习成果搭建流通的立交桥。这一过程涉及标准制定、质量保障与社会信任构建等复杂但至关重要的内容。四是组织文化的开放包容。开放大学需培育鼓励贡献、协作与再创造的组织文化，推动师生成为知识共享生态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这意味着开放大学不仅输出内容，更着力塑造基于信任、合作与共生发展的知识生产关系，而这也正是其支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共享型大学要求开放大学在坚守其普惠初心的同时，对共享的范围、方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升级，旨在从传统的教育资源提供者，转型为能够有效组织、整合并赋能多元社会教育力量的信任中介与生态枢纽，从而为学习型社会提供坚实的系统性支撑。

　　（四）平台型大学：组织形态的迭代

　　当服务型大学的公共性、数字型大学的技术性与共享型大学的开放性融合发展到新阶段，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即平台型大学便成为必然选择。戴维·斯特利在《重新构想大学——高等教育创新的十种设计》中提出了平台大学、接口大学等十种“明日大学”设计，其中平台大学为构建平台型大学提供了思路。建设一个集约化、智能化、高效益、全覆盖的功能性平台，帮助学习者从多向准、从有向优选择教育资源，是开放大学服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方向。

　　开放大学不再是远程教育的提供者，而是逐步演进为联结多元主体、构建终身学习生态的基础设施与规则体系。可以说，平台型大学是开放大学在数字时代与终身学习时代的创新实践与战略转型，其核心理念是形塑为终身教育的生态赋能者与治理者，重点建设两大平台支柱。一是集成化技术中台，涵盖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互联互通、智能分析工具等核心能力，实现多元主体“一次认证、全域通行”，实现对学习行为数据、资源适配效果与协作运行效率等的动态监测及精准研判，实现跨区域、跨场景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同步更新，为多边协作提供坚实的数字基座；二是系统性规则框架，包括资源认证标准、学分互认协议、知识产权与利益分享机制等内容，以明确各类教育资源的准入门槛、质量要求与评价规范，明确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标准与转换路径，明确各类主体的权益归属、使用规范与利益分配方式，破解开放协同中的无序化难题，为生态良性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通过连接与赋能，平台型大学能够显著降低教育资源的交易与协同成本，提供泛在学习空间环境，创新终身教育机制通道，从而真正形成一个开放、协同、创新的终身教育生态系统。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面临复杂的治理挑战。首先，要平衡教育的公共性与市场性，即在坚守育人使命的同时，合理引入市场要素以保障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处理标准规范与开放生态的关系，即在扩大接入、激发活力的同时，依托科学的认证与质量保障体系守住教育底线。再次，要界定数据应用的伦理边界，即在利用学习数据优化服务与决策时，构建严格的安全与隐私保护框架。最后，要设计系统而富有弹性的治理结构，即在强化统一规则与核心能力的同时，充分激发开放大学体系的在地化创新，构建一个统分结合、富有韧性的治理共同体。应对上述挑战，要求开放大学必须发展与其平台化战略相适应的新型治理能力。

　　三、基于四重定位的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枢纽的实现路径

　　开放大学作为公共服务基石、数字化转型先驱、开放生态枢纽与平台治理核心这四重定位，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对“十五五”规划纲要战略部署的积极回应，指向了一种深刻的范式变迁，即开放大学的发展演进必须突破常规院校的成长逻辑，转向一种战略性、系统性的整体重构，核心目标是塑造能够灵活响应社会复杂需求、有效汇聚与配置多元教育资源的智慧教育共同体从而成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枢纽。

　　（一）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实现从机会供给向质量赋能转变

　　作为一所服务型大学，开放大学应深度融入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将其公共使命从保障入学机会的公平供给，升维至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实质性发展。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与效能为核心的内涵式建设，为个体终身学习与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提升提供高质量支撑。

　　一是构建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内生性质量保障体系。开放大学的质量转型，关键在于构建一套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学习成果为导向的质量框架，超越传统的教学投入评价模式，转向以学习者终身发展效能为核心，涵盖知识获取、技能提升、能力发展与公民素养养成等全生命周期维度，覆盖课程设计、教学实施、支持服务与成果评估的全办学链条。这一质量框架需全面贯通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各领域，推动办学逻辑从供给端的“有什么、教什么”，转向需求端的“需要什么、达成什么”，将学习者“学到了什么”和“能做什么”作为所有教育活动的核心评价标尺，体现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鲜明导向。在此基础上，通过主动发布办学质量报告、分享优秀实践案例，与社会各界建立专业对话机制与信任关系。这种内生驱动的质量建设模式，更能从本质上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确立其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公共价值与专业权威。

　　二是发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协同枢纽作用。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的发展理念下，人力资本开发已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这要求开放大学跳出传统课程传输者的角色定位，转向产教融合的深度协调者与制度创新者，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体系化的枢纽作用。在标准层面，开放大学应主动联合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及政府部门，共同开发、更新动态职业能力标准与技能认证规范；在供需层面，开放大学应充分利用体系优势，绘制区域技能需求图谱，预警技能短缺与错配风险，同时面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依托国家老年大学及各省域老年开放大学办学网络，面向低龄健康老年群体，开发银发职业技能提升相关培训课程，将技能服务供给精准送达有参与意愿且有能力的老年群体，助力释放老年人口红利；在制度层面，开放大学应深度参与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推动学历教育与非正式学习成果的互认衔接。通过搭建教育界与产业界深度对话、资源共享的平台，开放大学能够更精准地响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成为连接个体职业成长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支点。

　　三是构筑普惠开放的终身学习服务网络。面向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开放大学的改革重点在于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推动质量标准与服务能力向基层下沉。一方面，继续拓宽省市县三级办学网络，整合遍布城乡的社区学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基层学习站点，通过共享平台资源、统一服务标准、输出课程与师资支持，构建覆盖广泛、层次清晰、便捷可及的网格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网络，保障终身学习服务的可及性。另一方面，聚焦基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痛点，实施多层级的质量赋能。例如，以数字赋能基层，依托智慧学习平台将优质课程资源精准推送至城乡末端，以数字化手段缩小区域、城乡间的质量差距；以场景赋能基层，围绕社区治理、乡村振兴、老年友好社会建设等地方需求，开发本土化、生活化的学习内容，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居民日常。只有将质量保障贯穿到“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建成兼具普惠性与高品质的“家门口的大学”。

　　通过以上三重路径的系统推进，开放大学方能实现从机会供给到质量赋能的范式转变，在学习型社会与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公共支撑与创新引领作用。

　　（二）推进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探索数字化教学新范式

　　在数字型大学的语境下，开放大学推动教育与技术融合的核心要义绝非仅限于教学手段的简单叠加或学习效率的浅层提升，而在于遵循成人学习的内在规律、回应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诉求，从而导向一种以教育学理为根基、由数据与智能深度重塑的新型教学范式，实现从技术辅助教学向教学重构技术的转变。

　　一是构建以学习者画像为核心的精准支持机制。学习者画像借助多种前沿技术，围绕学习者的差异化需要，以细粒度参数为基础进行智能分析、精准预测和个性化服务，能够搭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适应学习生态，实现规模与个性的有机融合。传统因材施教的理念终于从教育乌托邦的高台走下，在大规模开放教育实践中获得了实现的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放大学超越对学习行为的表层数据收集，有机整合成人学习理论、认知建构主义与教育数据科学，建立一套能够动态解析学习过程、具备教育学解释力的智能分析系统。该系统不仅关注知识的掌握情况，更致力于理解成人学习者特有的元认知方式、动机结构及其在真实学习情境中遇到的具体困难。由此，学习路径的设计从统一的预设模式，转向基于学习者个体状态持续调适的生成模式。这意味着教学范式从标准化、规模化的课程供给，转向支持每位成人学习者依据自身先验经验、学习节奏与个人目标进行主动意义建构的适应性环境，也为后续创设注重具身参与的虚拟实践共同体，提供了基于个体诊断与差异支持的逻辑起点。

　　二是创建促进具身认知与情境学习的虚拟实践共同体。具身认知被认为是与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并列的新型认知范式，强调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凸显知识的情境化特征。典型的具身学习环境包括感知增强、相称姿态动作和身体参与运动三类，在线教育应致力于构建具身学习环境，从而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身体知觉与思维心智。在应用导向鲜明的开放教育中，高仿真虚拟技术及数字孪生等工具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模拟设备或环境，更在于为分布各地的成人学习者创设沉浸式、可交互、能协作的具身化实践场景。例如在工程技术、学前教育、健康护理等专业领域，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的实训平台，能够再现完整、动态的工作流程与问题情境，让学习者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应对复杂任务、作出决策并观察结果。这一过程使得知识、技能乃至职业认同的习得，不再局限于抽象符号的传递，而是植根于对专业实践的具身体验、情境判断以及与共同体成员的互动协商之中。这正呼应了莱夫和温格情境学习理论所强调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即学习者通过在虚拟而真实的实践共同体中，从边缘观摩逐步走向核心参与，从而建构专业身份、内化默会知识。此类虚拟实践共同体的建立，标志着开放教育正从知识传输平台，转向支持情境化、社会性和身份生成性学习的教育生态空间。同时，它也自然成为教师向学习设计者、引导者与协调者转变的关键实践场域，为教师专业角色的演进提供了理论与现实衔接的支点。

　　三是塑造人机协同生态中的教师发展新范式。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人机协同生态已经从人机协作、人机增强转向人机共创的高阶形态。这一发展过程契合了从知识获得到知识创造的根本转向，旨在通过深度的人机协同交互，激活创造力、创造新知识。终身教育需要清晰地界定人的价值与技术的定位，将教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机器所不擅长的高级认知与情感活动。因此，教师的专业角色也必须实现根本性转变。首先，要做高阶的教学设计师，能够依据成人学习规律，将智能工具有机整合至学习目标、过程与评价的整体设计。在此基础上，教师需发展审慎而敏锐的数智素养，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评估并灵活调适智能系统的推荐与路径，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具体的学习者和教学目标，并在过程中注入必要的情感支持、情境判断与价值引导，以保证教育数字化的本质即“超越技术的人文主义努力”。其次，要成为承担教育伦理的守护者，在数字化教学现场主动识别并应对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潜在风险，维护学习过程的人文关怀与教育公平。为此，开放大学需超越单纯的技术技能培训，致力于构建支持教师开展持续反思、协同创新与教学学术研究的专业成长体系，推动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伦理原则贯穿技术应用全过程，通过建立透明、可问责的治理框架，使智能技术真正成为扩展教师专业智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赋能性支撑，而非替代性工具。

　　（三）构建制度化的开放共享生态，破解资源流动的体制障碍

　　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不仅在于内部教学范式的革新，更在于其能否在更广阔的社会教育生态中，成功构建一套制度化、可信赖的开放共享机制，从而真正落实共享型大学的核心内涵。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系统性地破除长期制约终身学习资源流动与配置的结构性障碍，将原本分散、异质且彼此隔绝的教育供给，整合为有机衔接、协同运作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开放大学必须超越短期项目化的合作模式，转向推动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与标准共建。

　　首先，这一生态的基石在于建立基于共识的标准规范与议事平台。资源的有效共享并非简单的资源堆砌，其前提是形成一套被广泛认可、精细可行的通用语言与运行规则。一是构建资源描述与质量认证的技术标准，以确保不同来源的教学资源能在技术上顺畅对接，在质量上具备可比性与公信力；二是形成知识产权与利益分享的规范性协议，以清晰界定创作、使用、改编与收益分配的规则，从法律与伦理层面保障贡献者的权益，激发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三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议事与决策平台，使院校、行业、专业组织及学习者代表能够在此就相关议题展开定期对话，确保生态的公共属性与发展共识。这一机制旨在使资源流转从依赖偶然协商、交易成本高的点对点模式，转向常态化、低门槛的生态网络运作。

　　其次，这一生态的活力体现为不同学习体系间的衔接与互认。其核心需要政府在国家层面构建权威且灵活的学分银行与资历框架，推动社会评价体系从单一学历文凭导向，转向多元、开放的学习成果资历组合体系。具体而言，一是需要建立以能力为本的认证标准，使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工作经验等各类学习成果具备可比性与可兑换性；二是培育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其权威性应建立在科学的评估流程、跨部门的社会认可及透明的监督机制；三是推动微证书等细颗粒度学习凭证的标准化与行业对接，通过与重点领域、关键行业共同设计能力单元与认证规范，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实质性认可，从而真正激励学习者的持续参与。

　　开放共享生态的构建与教学范式的转型相互支撑、彼此呼应。其中，精准教学干预产生的个性化学习数据，可为学习成果认证提供更丰富、更具针对性的依据；学习者在虚拟实践共同体中形成的能力，亟待被这一生态所识别与接纳；而教师作为学习设计师的角色价值，也将在资源共建与成果认证的新机制中得到重新定义与激励。开放大学通过承担这一生态基础设施的构建者与维护者角色，实现从“提供教育的机构”向“赋能教育发生的平台”深刻转变。

　　（四）探索平台化治理模式，打造智慧教育共同体

　　平台型大学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范式与治理模式的转向，核心特征是从传统的“直接办教育”转向“组织办教育”，旨在构建一个能够连接多元主体、融通各类资源、创新治理机制的智慧教育共同体。

　　首先要明确核心理念。平台型大学的本质，在于其作为平台的连接与赋能功能。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教育服务的直接提供方，而是一个开放、联动、协同的生态系统构建者和运营者。上海开放大学提出并践行的“办学平台、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平台、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平台、市民终身学习监测研究平台”这五大核心平台，将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社区及学习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紧密联结起来，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平台体系。开放大学打造的智慧教育共同体，应包含价值追求共同体、情感连接共同体与成果共享共同体，建立赋能升级的协作机制，构筑开放融合的自适应生态圈，这不仅要求开放大学具备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撑，更要求其建立起一套与之匹配的现代治理架构。

　　其次要建立治理架构。智慧教育共同体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一套能够平衡多元价值、激发参与活力并保障系统韧性的治理架构。一是在治理主体层面，开放大学需主动推动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格局。这符合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即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等不同主体通过制度化的协商与合作，共同参与决策、分担责任。这一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不仅来源于行政授权，更源于治理过程的民主性与透明度，以及不同价值诉求的理性平衡，从而保障开放大学这一平台作为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的公信力与可持续性。二是在运行机制层面，应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动态响应体系。共同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社会与学习者需求的敏锐洞察与快速回应，为此应建立双向联动的支持系统。前端通过学习监测与市场分析，形成技能需求图谱与学习者画像；后端依据清晰的需求信号，灵活协调各类教育资源供给方，及时开发或优化课程与培训项目，形成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激发需求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一“监测—响应”闭环，是实现教育资源按需配置、推动平台内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三是在动力机制层面，开放大学应探索公益性与可持续性兼顾的混合运营模式。对于保障基本学习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公共服务，应坚持公益导向，依托公共财政与社会资源予以支持；对于满足个性化、专业化发展需要的增值服务，可建立基于成本分担与价值认可的有偿机制，所得收益应反哺基础服务改善、技术升级与生态激励，从而形成公益保障公平、机制激发活力的循环，实现社会价值与运营可持续的统一。

　　四、结语

　　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并非既往成功模式的线性延续，而是立足数字时代、围绕价值定位、技术应用、组织形态与生态关系的根本性转型，其核心目标是打造数字时代的终身教育枢纽，并以此统摄服务型、数字型、共享型和平台型大学的四重定位。四重定位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勾勒出开放大学在新型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坐标。作为终身教育枢纽，开放大学既是普惠性公共教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实践者；既是开放知识生态的核心节点，也是智慧学习共同体的基础平台。当四重属性实现动态平衡与深度融合，开放大学将超越其原有形态，转化为教育公平的推进器、终身学习生态的构建者、社会创新能力的孵化源，在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担负起更多的时代使命。